美國司法部公然違抗特朗普？Samouiri沒收630萬美元比特幣或已遭秘密出售

2026 年 1 月 5 日，多家加密貨幣媒體報導稱，美國司法部可能已透過法警局，秘密出售了從隱私錢包 Samourai Wallet 聯合創始人 Keonne Rodriguez 和 William Lonergan Hill 處沒收的約 57.55 枚比特幣，價值約 630 萬美元。

此舉被指可能直接違反了特朗普總統於此前簽署的第 14233 號行政命令，該命令明確要求聯邦機構將沒收的比特幣作為“美國政府比特幣”納入美國戰略比特幣儲備，不得隨意出售。然而，深入的鏈上數據分析顯示，這筆比特幣確實流入了 Coinbase Prime 托管地址，但區塊鏈並未提供其已被售出的確鑿證據。這場圍繞“鏈上痕跡”與“行政命令”的羅生門，不僅關乎一筆資產的處置，更深刻地揭示了美國司法體系內部在對待加密資產政策上的分歧與博弈。

鏈上追蹤：630萬美元比特幣的“消失”與“未售”之謎

事件的源頭可以追溯到 2025 年 11 月 3 日。根據《比特幣雜誌》獨家獲得的一份名為“資產清算協議”的文件，Samourai Wallet 的兩位創始人在認罪協議中，同意將價值 6,367,139.69 美元的比特幣——即當時折合的 57.55353033 枚比特幣——移交給美國法警局。鏈上數據清楚地記錄了這筆資產的移動：當天，這筆比特幣從地址 bc1q4pntkz06z7xxvdcers09cyjqz5gf8ut4pua22r（被標記為與 Samourai 沒收案相關）轉出。

關鍵的轉折點在於接收地址。這筆資產並未直接進入美國政府控制的錢包，而是流向了被鏈上分析平台 Arkham Intel 標記為 Coinbase Prime Deposit 的地址 3Lz5ULL7nG7vv6nwc8kNnbjDmSnawKS3n8。Coinbase Prime 是 Coinbase 面向機構客戶的高端托管與交易服務。隨後，資金很快從該地址被“清空”至另一個同樣標記為 Coinbase Prime 的地址 1AaFQ…，並最終融入包含數千個地址的、龐大的 Coinbase Prime 托管集群中。至此，這筆比特幣在公共區塊鏈上的可視蹤跡基本消失。

報導此事的媒體依據“原始存款地址餘額為零”這一現象，推斷比特幣已被出售。然而，專業的鏈上分析師指出，這恰恰是托管服務的標準操作流程。機構托管平台為了安全和管理效率，會定期將客戶資產從入金地址“歸集”到更核心的冷熱錢包混合集群中。地址餘額為零僅代表資金被轉移，絕不等於資產已被變現出售。更重要的是，在 Coinbase Prime 這樣的平台上，比特幣與美元之間的兌換發生在其內部鏈下帳本系統中。實際的交易執行、結算和法幣劃轉並不直接體現在比特幣區塊鏈上。因此，單憑區塊鏈數據，我們只能證實“資產進入了合規托管渠道”，而無法證實“資產已被政府出售”。

Samourai 沒收比特幣關鍵鏈上足跡

沒收依據：根據認罪協議，依據美國法典第 18 篇第 982(a)(1) 條。

轉移時間：2025 年 11 月 3 日。

轉移數量：57.55353033 枚比特幣（當時價值約 6,367,139.69 美元）。

來源地址：bc1q4pntkz06z7xxvdcers09cyjqz5gf8ut4pua22r（關聯 Samourai 案）。

首次接收地址：3Lz5ULL7nG7vv6nwc8kNnbjDmSnawKS3n8（Arkham 標記為 Coinbase Prime Deposit）。

關鍵鏈上特徵：資金隨後被歸集至 Coinbase Prime 內部托管集群，未流向已知的交易所熱錢包或清算地址。

鏈上可驗證結論：資產進入 Coinbase Prime 托管，無法驗證是否已被出售。

法律紅線：這筆交易是否觸犯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無論鏈上證據是否充分，此事件的核心爭議點在於其可能觸犯的最高行政指令——特朗普總統簽署的第 14233 號行政命令。該命令旨在建立“美國戰略比特幣儲備”，並對其資金來源和處置方式作出了極為明確的規定。命令中將通過刑事或民事沒收程序獲得的比特幣定義為“政府比特幣”，並明文指令：“各機構負責人不得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政府數字資產”，除非在少數特定情況下，且需由司法部長參與決策。

從法律條文上看，Samourai 案中沒收的比特幣完全符合“政府比特幣”的定義。它依據的是刑事沒收法律，且資產本身直接來源於被定罪的犯罪行為。因此，根據行政命令的字面意思，這筆資產的正確歸宿應該是被轉入財政部管理的戰略儲備帳戶，而非通過任何渠道變現。如果美國法警局確實在 11 月 3 日指示 Coinbase Prime 出售了這筆比特幣，那麼這無疑是一次對總統行政命令的公然違背。

然而，法律現實往往比條文更複雜。確定“違規”需要超越區塊鏈的、官方的書面證據鏈，包括：法院簽發的資產處置令、美國法警局的資產管理記錄，以及 Coinbase Prime 提供的交易執行和結算文件。這些資訊均不屬於公共數據範疇。支持“已出售”觀點的報導援引了據稱是“資產清算協議”的文件，暗示出售是計劃的一部分。但這仍然不是最終的出售證明。另一種可能性是，這筆資產被轉移到 Coinbase Prime 僅是為了“托管”，或許正等待被正式劃撥至戰略儲備。在沒有官方確鑿文件之前，兩種可能性都存在。

這場爭議的本質，是美國聯邦政府內部不同權力分支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角力的縮影。Samourai Wallet 的起訴案發起於上一屆政府，其基調是對非托管加密工具的敵視。儘管特朗普政府已通過行政命令和司法部備忘錄（如下文將提及）扭轉了政策風向，但具體執行案件的檢察官和辦公室可能仍然延續著舊的思維定式，將比特幣視為需要盡快從政府資產負債表上清除的“違禁品”，而非值得持有的戰略資產。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在此事上的角色，尤為值得玩味。

“紐約主權區”：一個不受控的司法飛地？

要理解此事件的深層邏輯，必須將目光投向負責此案的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在聯邦司法體系內，紐約南區以其極強的獨立性和激進立場而聞名，甚至被業內人士戲稱為“紐約主權區”。它多次在涉及加密貨幣、金融和高科技的案件中採取與聯邦政府整體政策導向不完全一致的行動，展現出一種“獨立王國”般的特質。

此次 Samourai 案正是典型案例。2025 年 4 月 7 日，美國司法部副部長 Todd Blanche 發布了一份名為“終結通過起訴進行監管”的備忘錄，明確指出“司法部將不再針對虛擬貨幣交易所、混幣服務以及離線錢包，僅因其最終用戶的行為而追究其責任”。這份被廣泛解讀為對加密行業示好、限制過度起訴的指導文件，似乎並未被紐約南區的檢察官們放在心上。他們不僅繼續推進對 Samourai Wallet 創始人的起訴，還在此前接手了針對 Tornado Cash 開發者 Roman Storm 的類似案件。

更有力的證據來自案件審理過程本身。根據報導，辯方通過“布雷迪動議”獲取的文件顯示，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絡的兩名高級官員曾“強烈暗示”，由於 Samourai Wallet 的非托管性質，其可能不構成貨幣傳輸服務。然而，紐約南區的檢方完全無視了這一來自專業監管機構的內部意見，依然堅持提起公訴。這種對上級指導方針和同級專業意見的漠視，凸顯了該司法區的特殊地位和行事風格。

因此，即便存在特朗普總統明確的行政命令，紐約南區及其關聯的美國法警局辦公室是否有動力或有義務立即遵守，也打上了一個問號。對他們而言，完成對“罪犯”資產的“清算”，可能比遵循一項關於國家比特幣儲備的新政策更為優先和自然。這種體系內的摩擦和滯後，正是觀察美國加密政策落地時最需要關注的動態。它表明，一場“戰爭”的結束，並非總統簽署一紙命令就能瞬間實現，前線“士兵”的轉向需要時間和更強的推動力。

加密戰爭的終局？從資產處置到政策誠信的拷問

Samourai 沒收比特幣的處置疑雲，最終指向了一個更宏大、更受加密社群關注的問題：特朗普總統宣稱的“結束對加密貨幣的戰爭”承諾，是否真的在落實？許多在 2024 年大選中因其親加密立場而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和行業人士，正在密切關注此類事件，將其視為測試新政府政策誠信度的試金石。

特朗普政府釋放的親加密信號是明確的：14233 號行政命令旨在將比特幣資產國有化儲備；司法部備忘錄要求停止對開發者的無差別起訴；總統本人甚至公開表示正在考慮特赦 Samourai 的創始人之一 Keonne Rodriguez。這一系列動作勾勒出一個擁抱創新、將比特幣視為戰略資產的頂層設計藍圖。

然而，紐約南區的行動（以及本次可能的資產出售）像是藍圖上一塊刺眼的補丁。它顯示，舊有官僚體系和司法慣性依然強大，足以抵消或拖延新政策的執行。對於加密行業來說，最可怕的不是明確的敵人，而是嘴上說著朋友的話、身體卻依然在執行敵人劇本的“自己人”。這種政策信號與執行層面的脫節，會嚴重損害市場對監管環境可預測性的信心。

因此，此事件的後續發展將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如果白宮或司法部高層介入調查，澄清該筆比特幣並未被出售，或對任何違規出售行為進行追責和糾正，並將資產正式劃入戰略儲備，那將是一次強有力的正名，證明新政策擁有足夠的權威穿透官僚體系。反之，如果此事不了了之，或最終證實出售確已發生且未被追究，則無疑會讓人懷疑行政命令的嚴肅性和執行力，所謂“戰略儲備”和“結束戰爭”的敘事也將大打折扣。

最終，這場圍繞 57.55 枚比特幣的爭論，價值早已遠超 630 萬美元。它是一次關於美國加密政策執行力的壓力測試，是觀察聯邦政府內部協調能力的窗口，更是檢驗一位將加密貨幣作為重要政治籌碼的總統，其政治意志能否真正轉化為國家機器行動的關鍵案例。對於全球加密市場參與者而言，其結論的重要性，不亞於任何一份宏觀經濟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