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Bankman-Fried 要求重審！FTX 欺詐案 25 年刑期挑戰翻盤

Sam Bankman-Fried 向曼哈頓聯邦法院提交動議，要求對 FTX 詐欺案重審。他稱前高管 Daniel Czapski 和 Ryan Salame 的證詞可能削弱檢方說法。該動議由其母親史丹佛教授 Barbara Fried 提交，並指控法官 Lewis Kaplan 明顯偏見。彭博社稱成功可能性不大。

新證人證詞能否撼動詐欺定罪？

Sam Bankman-Fried 向聯邦上訴小組申請對 FTX 詐欺案進行新的審判，他認為新的證人證詞可能會削弱導致他被判處 25 年監禁的案件。根據彭博社報道，Bankman-Fried 於 2 月 5 日向曼哈頓聯邦法院提交動議，對其 2023 年的定罪提出質疑，但該動議與他的正式上訴是分開的。申請重審的動議面臨很高的法律門檻，很少獲得批准。

在動議中，Bankman-Fried 辯稱，FTX 前高管 Daniel Czapski 和 Ryan Salame 的證詞可能會挑戰檢方關於該公司在 2022 年 11 月倒閉前的財務狀況的說法。這兩位高層均未在原審中出庭作證，但 Salame 已承認競選資金和詐欺相關罪行，目前正在服刑，刑期為 7 年半。

Czapski 和 Salame 的證詞為何關鍵？在原審中，檢方的核心論述是 FTX 在倒閉前數月甚至數年就存在資金缺口，Bankman-Fried 挪用客戶資金填補 Alameda Research 的虧損。如果 Czapski 和 Salame 的證詞能夠顯示 FTX 的財務狀況比檢方描述的更健康，或者資金挪用是在更短時間內發生，可能會削弱 Bankman-Fried 長期預謀詐欺的指控。

然而，法律專家普遍認為這種策略成功率極低。美國刑事訴訟中，申請新審判需要證明新證據具有「決定性」影響，即如果陪審團聽到這些證詞，可能會做出不同的裁決。考慮到 Bankman-Fried 已被七項罪名全部定罪，且證據包括大量內部文件、電子郵件和其他證人證詞，兩個新證人的證詞很難達到推翻整個案件的程度。

更複雜的是，Salame 本身已認罪並正在服刑，他的證詞可信度可能受到質疑。檢方可以辯稱 Salame 為了減刑或其他利益而作出有利於 Bankman-Fried 的證詞。Czapski 雖然未被起訴，但作為 FTX 高管，他的證詞同樣可能被質疑存在利益關係。

新審判申請的三大法律障礙

證據決定性門檻：必須證明新證詞能根本性改變陪審團判斷，而非僅增加合理懷疑

證人可信度問題：Salame 已認罪，其證詞可能被視為交易或減刑籌碼

既判力原則：法院通常尊重原審陪審團的裁決，除非有壓倒性新證據

這份文件由 Bankman-Fried 的母親、史丹佛大學退休法學教授 Barbara Fried 提交給法院，目前正在審查中。Barbara Fried 在學術界以刑事司法改革和量刑政策研究著稱，她親自參與兒子的法律辯護，顯示家族對此案的全力投入。然而，彭博社稱此舉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指控法官偏見：Kaplan 成 SBF 攻擊目標

Bankman-Fried 還要求換一位法官審查該動議，理由是審判法官 Lewis Kaplan 在審理過程中表現出了「明顯的偏見」。這是 Sam Bankman-Fried 法律團隊的另一條戰線，試圖從程序正義角度挑戰判決的合法性。

這些說法與 Bankman-Fried 上訴聽證會上提出的論點相呼應，當時他的律師表示，Kaplan 不當禁止辯方告訴陪審員 FTX 有足夠的資金償還投資者。這是原審中最具爭議的法庭決定之一。辯方試圖提出證據顯示，FTX 的破產程序已經或即將全額償還債權人，因此不存在實際的經濟損失。然而，Kaplan 法官裁定這種論述不相關，因為詐欺罪的成立不取決於受害者最終是否遭受損失，而是取決於被告是否有欺騙意圖和行為。

Bankman-Fried 的法律團隊認為這個裁定剝奪了他的有效辯護權。在陪審團看來，FTX 客戶遭受了數十億美元損失，這強化了 Bankman-Fried 罪大惡極的形象。如果陪審團知道這些資金最終可能被償還，可能會對詐欺指控的嚴重性有不同判斷。這種論證在法律邏輯上有一定道理，但在實際操作中很難成功，因為美國法院普遍認為詐欺的本質是欺騙行為，而非經濟結果。

指控 Kaplan 法官偏見是一個極具風險的策略。聯邦法官在美國司法系統中享有極高地位和獨立性，公開質疑法官的公正性通常會引起司法界的反感。然而，這也是 Bankman-Fried 為數不多的可用策略之一。如果能證明法官確實存在程序性錯誤或明顯偏見，上訴法院可能會推翻判決或命令重審。

Kaplan 法官在審判中的某些言行確實引發了爭議。他在量刑聽證會上嚴厲批評 Bankman-Fried 在法庭上作偽證，並質疑其悔罪態度。辯護律師認為這些言論超出了法官應有的中立立場。然而，檢方會辯稱 Kaplan 的言論是基於證據和法律的合理判斷，而非個人偏見。

FTX 債權人償還進度與 SBF 罪責的弔詭關係

同時，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監管的 FTX 破產財產（即剩餘資產池）在向受影響客戶返還資金方面持續取得進展。該交易所採用分階段償還方案，已於 2025 年向債權人支付了數十億美元，隨著資產回收和索賠審查的繼續進行，預計還將支付更多款項。

這種償還進度創造了一個法律上的弔詭情境。一方面，債權人能夠收回資金對受害者而言是好消息，顯示 FTX 的資產並非完全消失，而是被挪用或投資失敗。另一方面，這為 Bankman-Fried 的「無實際損失」論述提供了部分證據支持。如果最終債權人能夠獲得 100% 甚至更高的償還（考慮加密資產升值），Bankman-Fried 可以辯稱他的行為雖然違規，但並未造成永久性經濟損害。

然而，這種論證忽略了詐欺罪的本質。即使受害者最終收回資金，詐欺行為本身已經構成犯罪。此外，債權人能夠獲得償還，主要歸功於破產管理團隊的專業運作、加密市場的牛市環境，以及追回的部分資產升值，而非 Bankman-Fried 的原本計劃或善意。將這種外部因素造成的幸運結果歸功於被告，在法律邏輯上站不住腳。

Bankman-Fried 因在 FTX 及其關聯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濫用客戶資金而被判犯有七項刑事罪名，這是加密貨幣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詐欺案之一。儘管已被定罪，Bankman-Fried 仍堅稱自己無罪，這種態度也是 Kaplan 法官在量刑時考慮的因素之一。法官認為 Bankman-Fried 缺乏真誠的悔改，這影響了最終的 25 年刑期決定。

儘管如此，此舉仍使案件保持活躍狀態，並凸顯了 Bankman-Fried 在多個方面對判決提出異議的策略，即便 FTX 倒閉的影響在加密貨幣行業持續多年。從法律策略角度看，同時推進正式上訴和新審判動議是常見的「多管齊下」做法。即使新審判動議被駁回，其中提出的論據仍可在上訴中使用。這種全方位的法律攻勢顯示 Bankman-Fried 及其家族決心窮盡所有法律手段爭取減刑或翻案。

對於加密產業而言，Sam Bankman-Fried 和 FTX 案的任何新進展都會引發廣泛關注。FTX 的倒閉不僅造成數百億美元損失，更引發了全球監管機構對加密產業的嚴格審查。如果 Bankman-Fried 最終成功減刑或翻案，可能會被部分人視為司法系統對加密詐欺打擊力度不足。相反，如果新審判動議被駁回且上訴失敗，將進一步確立加密詐欺的嚴重法律後果，對潛在的行業不法行為形成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