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各朝各代中，“基本盤”從來不缺，這幾乎也是一種延續千年的現象。很多人常說一句話：“皇帝收拾的是有錢人，不是老百姓。”類似的話你一定聽過。比如有人說，明朝收商稅，是為了限制商人，與普通百姓無關。但真實情況，恰恰不是這樣。

洪武二十一年，謝晉上書朱元璋，說了一件非常現實的問題：土地有肥沃的，也有貧瘠的；年景有好有壞，產量本來就不可能年年一樣。但朝廷並不按實際情況徵收，而是先定一個總稅額——今年要收這麼多，至於怎麼收，由下面層層攤派。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
豐年，官府說你收成好，要多交；
欠收之年，官府卻說稅額早已定下，該交多少還是多少。
不論百姓收成如何，朝廷的收入都不會減少。
所謂的“商稅”，也並非只針對商人。茶葉、花椒、蠶絲等物，在產地剛生產出來就要交一次稅；運輸途中，每過一道關卡要再交一次；進入城鎮停留、交易，還要再交。即便不遠行，只在本地出售，同樣要納稅。
除了農具和書籍等少數物品外，幾乎所有商品都在徵收範圍之內。
這實際上更像是一種層層加碼的過路費，是面向全民的重複徵稅，而並非專門針對商人的制度。
謝晉指出，這種做法的後果非常明顯：有人去世，有人逃亡，田地荒廢，產量下降，但稅額不變；負擔只能由仍然留下的人繼續承擔。久而久之，便形成“田減而稅不減”，百姓自然越來越困苦。
名義上，商稅是三十分之一，但在實際執行中，並沒有人真正核算商品價值或產量。官府追求的不是合理，而是確定——只要保證總額能夠收上來即可。至於個體是否承受得住，並不在考慮之內。
原因其實很簡單：按照實際產量徵稅，需要調查、核算和大量人力，行政成本太高；而定額攤派最省事，也最穩定。
謝晉提出的改革建議並不複雜——應當隨產量徵收，多退少補，讓百姓不再被層層刁難。但這樣的方案，對百姓有利，卻不能保證朝廷收入的穩定，也無法降低管理成本。
因此，這樣的建議注定難以被採納。
歷史中反覆出現的，從來不是“只向富人徵稅”的理想，而是另一種更現實的邏輯：當制度首先追求財政穩定時，成本往往最終由最缺乏議價能力的人承擔。
真正值得追問的，從來不是稅名叫什麼，而是誰在為它付出代價。
也正因為如此，歷史中常見的一種現象是：政策的名義往往指向少數人，而實際影響卻層層向下傳導。上層追求的是財政的確定性與治理的便利性，而底層承擔的，則是不確定性的全部風險。當人們只記住“針對誰”的說法，卻忽略“由誰承擔成本”的現實時，制度運行的真實結果就很容易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