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徵稅“越權”後：關稅退款這筆帳 白宮怎麼算

當地時間2月22日，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被主持人達娜·巴什追問一個看似直接、卻難以直接回答的問題：既然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的大範圍“緊急關稅”缺乏授權，那麼此前收上的巨額關稅款，退不退、怎麼退？

巧合的是，判決出爐後的這兩天，越來越多企業和行業組織迅速轉向“第二戰場”，即通過訴訟與程序性申報，搶在訴訟隊伍最前面要求退款。

雖然最高法院把“能不能徵”這件事說清了，但對“怎麼還錢”卻並未明示，這也使得該問題成了目前華盛頓和華爾街都最敏感也最關注的焦點**。

貝森特閃爍其詞“打太極”

貝森特當天在CNN接受採訪時強調兩點：第一，最高法院對總統依據IEEPA徵收關稅的權力做了“非常狹義”的解讀，但並沒有涉及退款問題；第二，案件已發回下級法院，因此退款“不是政府決定，而是由下級法院決定”。 如果只看字面，這兩句話都有一定的真實性，但若看整體效果，卻更像是一場有技巧的責任轉移。

首先看貝森特“說對”的部分。貝森特反覆強調，最高法院這次並沒有就“退款怎麼操作”給出具體方案，退款問題將更多落到下級法院與執行部門的後續程序中。這一點在法律邏輯上確實站得住。因為最高法院的確只解決了一個核心問題：總統能否依據IEEPA加徵如此大範圍、高稅率的關稅？答案是否定的。但判決並沒有寫明“財政部必須在某一限期內退還多少億美元”，也沒有設計任何具體退款流程，因此，貝森特在這點上並沒有說錯。

但問題在於，貝森特把“沒有談退款細則”包裝成“最高法院沒有真正觸及核心、只是狹義解讀、還要等下級法院幾周甚至幾個月”，這個“太極”就打大了。首先，這種說法容易讓觀眾誤以為：最高法院只是把球踢回去，IEEPA關稅的合法性還懸而未決。但實際上，最高法院把結論寫得非常明確：IEEPA不授權總統徵收關稅。其次，判決雖然把退款問題交給了下級法院，但執行退款的主體一定是海關、財政部等行政機關，法院最多是下命令、定原則，而不可能替政府打款做帳。最後，在司法實踐中，行政部門完全可以主動制定退款方案、與企業和解，或者相反，通過程序戰術實現拖延或上訴，把帳拖個幾年，這些選擇都是真實存在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法院說了算、政府只能被動聽令。

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回避點”：貝森特在鏡頭前把退款說成“不是關鍵問題”，這其實是在把政治風險與財政風險同時後推。因為一旦承認“應該退”，接下來就會面臨三個更尖銳的問題：退給誰？退多少（含不含利息）？退款的钱從哪裡出？**這些都不是一句“等法院”就可以遮過去的。當天，多家媒體引述貝森特接受採訪時的表述，稱“退款由下級法院處理”，這與其說是法律判斷，不如說是政治姿態，即在不承諾的前提下，把主動權留給時間。

其實，貝森特幾天前在另一場採訪中，就已經把大規模退款稱為“終極企業福利”，暗示了不願意退錢的政策立場。今天又用“法院決定”來回應媒體追問，很難不被解讀為一種刻意淡化行政責任、同時對企業和國會施壓的政治話術。對市場和企業而言，這種態度傳遞出的信號是：退款在法律上有機會，但在政治上很不受歡迎，短期內不要指望財政部主動打開錢包。

最高法院的“退款”態度

這次IEEPA關稅案，最高法院的操作可以概括為：先定性，再下放。

所謂“先定性”，就是先把權限問題說清楚，明確IEEPA能否被當作加稅的法律依據，最高法院的答案是不能。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多數意見中指出，IEEPA本質是處理緊急國家安全威脅的制裁法律，授權的是“調控”金融交易和貿易往來，而不是替總統重寫整個關稅表；如果接受政府的解釋，那任何時候只要宣布一個“國家緊急狀態”，總統就能繞過國會，對所有國家、所有商品無限期加稅，這顯然與憲法框架不符。

**所謂“再下放”，則體現在“救濟”和執行層面。**這裡的救濟主要指是否以及在什麼範圍內退還已徵收的關稅。最高法院確認“關稅違法”的同時，把如何對進口商退款的案件發回國際貿易法院，要求其在既定事實前提下，決定對進口商的“適當救濟”。換句話說，最高法院沒有寫退多少錢、怎麼退，這是有意留白。包括律師事務所在內的專業解讀普遍認為，法院一方面明確承認IEEPA關稅“原則上應當可以被追回”，為進口商索賠開大門；另一方面又刻意不設計具體操作細節，這是為避免使自己捲入複雜的技術爭議，也給行政和下級法院留下博弈空間。

究竟要退多少？怎麼退？

輿論普遍關注，需要退款的金額究竟是多少？採訪貝森特時，CNN主持人巴什提到約為1340億美元，雖然貝森特沒有回應，但該數據的來源核心是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公布的截至2025年12月中旬的關稅徵收數據，被媒體與研究機構整理後，目前被廣泛引用。不過，賓大沃頓預算模型等研究機構按稅則編碼、產品與國家維度建模外推認為，若把後續時間段與調整因素一併計入，潛在退款金額可能超過1750億美元。也就是說，1330億更像已確認進賬的階段性金額，1750億更像可能被追索的更寬口徑風險上限。

至於接下來實施退款的路徑，輿論分析，大概率是法院、海關、行政部門三線並行。

一方面，白宮已經簽署行政令，要求各機構盡快終止依據IEEPA徵收的額外從價稅，並推動《協調關稅稅則表》的相應修改；但同一份行政令也寫得很清楚：僅終止IEEPA加徵部分，並不影響232、301等其他法律依據來源的關稅。換句話說，停止繼續徵收與返還既往徵收是兩件不同的事，前者白宮能下令，後者則大概率要靠索賠與訴訟才能打出結果。

另一方面，之所以這兩天多家企業密集起訴，是因為退款在實操上高度依賴“程序窗口”。業內人士都了解，進口貨物一旦清算（liquidation）完成，進口商通常只有一定期限提出抗議並申請退還。賓大沃頓的預算模型就提到，一般情況下，進口商在清算後約180天內可向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提出抗議並請求退款。同時，進口商在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退款，也存在時間窗口，並且案件量可能繼續飆升。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公司寧可先把案子立上，不是為了拿到退款，而是為了先把資格和順位鎖住。

此外還有一個現實變數：為防止大批案件淹沒法院，國際貿易法院很可能採取“樣板案+批量適用”的模式，先選幾個代表性案件，把資格認定、金額計算、利息處理等技術問題講清楚，然後再要求海關參照此模板，對其他類似進口商統一處理。在這一過程中，法院負責畫紅線、定規則，行政部門負責設計具體流程和系統，雙方互動決定了退款節奏和覆蓋範圍，這也正是為什麼說，貝森特稱“完全是法院的事”是一種誤導。

白宮的“繞路”策略

縱觀歷史，美國並非第一次面對大規模貿易稅費退還，但這次的覆蓋面橫跨行業與大量報關記錄，技術難度和法律爭議都不小。因此，包括律所在內的專業意見普遍認為，即便訴訟推進順利、行政配合到位，從規則落地到第一批具有規模的退款實際發放，仍可能需要大約12到18個月。而特朗普本人則公開放話稱，退款爭議可能會在法院裡拖上好幾年。這兩種說法並不矛盾。因為，如果政府選擇簡化流程、批量處理，一年多的速度並非不可實現；但若政府選擇抵制，拿出硬扛、逐步訴訟、嚴格程序審查的策略，那麼，走向多年拉鋸也是完全可能的。

可以說，貝森特接受採訪時的太極招數，基本代表了目前白宮在退款問題上的姿態：法律上被動，政治上抗拒，策略上繞路。一方面，政府在此前訴訟中已向國際貿易法院承諾：一旦有“最終且不可上訴的退款判決”，將對所有處於類似境遇的原告退還IEEPA關稅。這意味著在個案層面，只要企業打贏官司，財政部就很難賴帳。但如果沒有統一的行政方案，大量企業可能仍不得不走訴訟或逐案程序來爭取退稅。再叠加貝森特把退款形容為“終極企業福利”的說法，市場得到的信號很清晰：退款在法律上“有門”，在政治上“很不受歡迎”。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近兩天動作看，白宮的核心優先級並不是“盡快把錢退回去”，而是“盡快把關稅工具續上”。白宮一方面通過行政令，終止依據IEEPA加徵的額外從價稅，另一方面又迅速依《1974年貿易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祭出為期150天的臨時全球15%關稅，同時加大利用301條甚至232條等傳統工具，繼續搭建新的關稅牆。這套動作釋放的信號十分明確：關稅槓桿要繼續用，至於已經收來的稅款**怎麼退、退多少，姑且交給訴訟和程序去磨合。換句話說，即便法院逼著政府退錢，白宮也在試圖通過新一輪、基於其他法律授權的關稅，把現金流盡可能補回來。

這場圍繞IEEPA關稅的“退稅大戰”，法律角度看，是最高法院把稅收權拉回國會和專門貿易法院；財政角度看，是企業與財政部圍繞上千億美元現金流展開的拉鋸；政治角度，則是特朗普團隊在不情願認輸的前提下，通過話術和新關稅，把法律挫敗包裝成對內繼續強硬的機會。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貝森特“這不是關鍵問題”的回答，恰恰暴露了關鍵所在：關稅退不退，已經成為這屆美國政府最不願正面回答、但又繞不開的核心問題。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