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tti 来源： Wrong A Lot 翻译：善欧巴，金色财经
“文明的重大进步都是在几乎颠覆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的过程中实现的。” —— A.N. Whitehead
《变脸》是一部 90 年代的经典电影，讲述了 FBI 探员肖恩·阿彻接受实验性换脸手术，假扮臭名昭著的罪犯卡斯特·特洛伊以阻止一场恐怖阴谋的故事。然而，当卡斯特醒来并冒充阿彻的身份时，一场高风险的猫捉老鼠游戏随之展开。每个人都被困在对方的身体里，在努力夺回自己人生的同时，不得不在对手的生活中周旋。
当肖恩·阿彻和卡斯特·特洛伊交换面孔，进而交换生活时，他们具体体现了成为“他者”的生存困境。阿彻在特洛伊的恶行所带来的混乱自由中挣扎，而特洛伊则陶醉于阿彻家庭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之下。
这种身份的颠倒暗示了身份是表演性的，它由环境和选择而非内在本质所塑造，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阴影自我，最终暗示着复仇与救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互换的面孔代表着掩盖更深层真相的欺骗性阴影；角色的旅程迫使人们反思真实性与表象，突显了社会角色、个人创伤和野心是如何禁锢灵魂的。
所有通过规范强加的角色都是驯服人类意志的牢笼。然而，它们为社会的运转提供了稳定性。意志挣脱束缚、引发混乱，然后重新建立稳定的过程，只是时间问题。
我开始相信，技术是社会上演的基质。技术创造了一个大多不可见的环境，一个网络，就像一个拥有自身物理规则和更抽象规则的剧院。
我最初接触加密领域是在 2016 年阅读以太坊白皮书时。对我来说，这是人类社会如何治理自身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后来我阅读了尼克·萨博关于社会可扩展性的思考，这全面地概括了我零散的想法。
在今天的论述中，区块链被简化为一种数据库解决方案，而信任最小化则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在追逐金钱，但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导向了一个死胡同。我们正在慢慢侵蚀对信任最小化的要求，先是为了性能，然后是为了用例，最终是为了迎合政府和公司的任何购买意愿。
如果加密货币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那将是一个技术无政府主义毒贩的故事，他经历了一段吸食可卡因的华尔街交易员生涯，变成了科技创始人，最终成为摩根大通的董事会成员，在汉普顿度过夏天。
当前加密领域的两种主要迷因总结了这种情绪。第一个是“相信某事”，这本质上反映了加密货币无法对它想要实现的目标有一个确定的展望。“某事”应该被理解“无事”。价格才是唯一重要的。
第二个迷因*“实用主义至上”。中心化链、单一排序器、性能优化、审查合规等等。实用主义正在慢慢侵蚀加密货币真正的独特卖点——信任最小化，从而实现社会可扩展性。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对可信第三方的依赖。
这场革命似乎真的在吞噬它的孩子。早期的革命者变得过于富有而无暇顾及，如今他们让人想起他们曾经反抗的银行家。2021 年的主题是关于法国未来替代性金融轨道的，而 2025 年的主题则变成了将信任最小化机器包装成信任最大化工具，并为一堆空头支票寻找一个愿意买单的人。
确实，这一切都是一场权衡的博弈。一个人不能成为去中心化原教旨主义者，因为那不切实际，几乎不可能商业化。当钟摆过于偏向中心化时，人们应该意识到整个意义都消失了，而我们正在兜售一种金融化的虚无。换句话说，金融的金融化。为了收益而收益。
这把加密货币定性为一种待价而沽的工具，一种超金融化的手段。但加密货币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被这样理解是极大的误解。加密货币是一种环境。
回到本节的第一段，社会上演的基质已经被改变，没有回头路了。
加密货币将不可避免地吞噬我们认为使其存在的一切。它不是一种工具——“一种在链上的股票”。它完全、绝对地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它是市场的延伸和变革，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不可见环境。我将引用 麦克卢汉的观点来阐述这一点：
“新旧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制造了许多问题和混乱。清晰理解新媒体效应的主要障碍，是我们根深蒂固地习惯于从一个固定视角看待所有现象。”
麦克卢汉早在 1960 年代就预见到，印刷技术创造了公众，而电子技术创造了大众。他知道不可见的环境正在改变，社会也会随之改变，但他指出，官方文化正努力强迫新媒体去做旧媒体的工作。
我们不能指望那些生存依赖于旧流程舒适运转的个体和权力机构，能够看清新环境的本质或理解其性质。
“诗人、艺术家、侦探——任何能磨砺我们感知力的人，往往都是反社会的；他们很少‘适应良好’，无法随波逐流。反社会类型的人之间常常存在一种奇特的联系，即他们有能力看清环境的真实面貌。 这种需要进行交互，以某种反社会的力量来对抗环境的需求，体现在著名的故事《皇帝的新装》中。‘适应良好’的大臣们，因为拥有既得利益，看到皇帝穿着华丽。而那个‘反社会’的、不习惯旧环境的顽童，清晰地看到了皇帝‘什么也没穿’。新环境对他来说是清晰可见的。”
因此，加密货币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有意识的、徒劳的融入尝试中，而无意识中，它已经催生了一个人们正在缓慢但肯定地选择进入的新世界。当整个行业忙于资助遵从旧秩序的机器时，少数用户正在默默地表达异议，按照新媒体的规则生活。
“年轻人本能地理解当前的环境——电子戏剧。他们生活在神话和深度之中。这就是代际之间巨大隔阂的原因。战争、革命、公民起义，都是电子信息媒体所创造的新环境中的接口。”
加密货币的真正采纳并非来自优化。它源于参与的渴望。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银行家，我们也可以争论将银行与跑路项目、银行家与跑路开发者区分开来的界限。
互联网领域，尤其是加密货币，将教育过程从“打包”转向了“发现”。指导不再重要；手册已经失效。麦克卢汉暗示人们拒绝目标，而渴望扮演角色。他们渴望参与感。如果这在 1960 年代已经成立，那么在今天更是如此。
“我们的技术迫使我们以神话般的方式生活，但我们仍然碎片化地、在单一的、分离的层面上思考。神话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观众、置于环境之中……”
本着《变脸》的精神，加密货币正面临着自身的身份危机。真正具备增强社会可扩展性的信任最小化环境，正受到普遍的实用主义或价格行为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其降格为一个单纯的金融工具。
正如肖恩·阿彻和卡斯特·特洛伊被迫生活在彼此的世界中一样，加密货币的先驱们现在正在与他们试图颠覆的系统作斗争，经常采用中心化和信任最大化的倾向，而这恰恰剥夺了他们真正的本质和独特卖点。
加密货币作为一种环境与作为一种工具之间的这种张力，映照了电影的核心主题：真实性与表象，以及革命与同化之间模糊的界限。这就是掩盖加密货币更深层真相的“欺骗性阴影”，正如《变脸》中互换的面孔掩盖了其下真实的身份。
然而，正如麦克卢汉所描述的那样，加密货币的“电子戏剧”继续在试图将其强行纳入旧范式的尝试之外展开。当官方文化（包括加密行业自身的很大一部分）努力让新媒体去做旧媒体的工作时，少数用户正在无意识地、默默地表示异议，选择进入一个建立在不同规则上的新世界。
这些人就是那些“反社会的顽童”，他们不习惯旧环境，可能已经察觉到皇帝“什么也没穿”。他们代表了驱动加密货币真正采纳的参与和投入，他们拒绝单纯的优化，转而选择一种与可供人们支配的互联网宇宙进行新的神话式互动。
最终，加密货币的选择，就像阿彻和特洛伊的选择一样，是关于正视真实性并拥抱其变革力量。它关乎理解加密货币不仅仅是“链上的股票”或数据库解决方案，而是对社会基质的根本性改变。
一个全新的生存、思考、创造和参与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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