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化背后的“慈善”意义：权力平衡与多极世界之路

正如Vitalik Buterin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害怕产生推动这些进步的三股核心力量。这种矛盾的解决之道——慈善的意义，不仅仅是资金的分配，更是一种重塑权力平衡的战略手段。

当代世界中三股力量的冲突

我们对“大企业”抱有复杂的情感。虽然渴望其产品和服务，但对那些拥有数万亿美元价值、操控垄断生态系统和利益的企业保持警惕，它们操纵着整个政治体系。同时，我们也害怕“大政府”。维护秩序固然必要，但对那些任意指定“胜者”和“败者”、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权力感到不满。我们也不能忽视“暴民群体”的力量。虽然认可市民社会和独立机构的价值，但反对愚民政治和极端民粹主义。

本质上，我们面临一个矛盾：既需要三股不同方向的力量，又希望避免任何一方过度集中。这种复杂局势的基本应对思路，就是“权力的平衡”这一理念。

理想状态下，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应相互制约。企业间的竞争、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以及多重相互制约机制的结合，构建了最坚固的社会结构。历史上，地理距离和大型组织的协调成本自然防止了权力的过度集中。然而，进入21世纪后，这些历史制约机制已不再奏效。数字化和自动化使得这三股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同时相互作用的频率也急剧增加。

“无魂”企业与多样性丧失的意义

对企业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企业“本质上带有恶意”。企业是高效的“目标优化机器”，随着规模扩大，追求最大化利润与用户、社会整体目标之间的偏离也在扩大。

比如，加密货币项目的内部分配比例、电子游戏行业的老虎机化、预测市场的体育博彩化——这些都显示出企业从早期的“爱好者精神”逐步转向“利益导向”的过程。

另一类批评是企业“失去灵魂”。随着规模扩大，建筑风格的单一化、好莱坞电影的形式化、城市的同质化等，各领域的多样性逐渐消失。这种“无魂”状态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动机的一致”。所有企业都由利益动机驱动，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反对抑制力量，它们必然朝同一方向发展。二是“组织结构的一致”。规模扩大后，企业会形成“塑造环境”的激励，其投资规模甚至超过100个小型竞争企业的总和。

当这两种机制结合时，企业的“魂”——即多样性——就会消失。那么，“魂”到底是什么？它本质上是企业间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约束政府权力的慈善角色

“政府应是规则制定者，而非游戏参与者”——这是数百年来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然而，现实中，政府完全保持中立始终不可能。尤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政府不得不暂时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古罗马的独裁官制度，曾是对这一困境的试验性解决方案。

有趣的是，在企业与政府关系中，慈善活动的意义远超预期。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企业大权”与“大政府”之间的平衡。企业家通过集中资本，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行动能力。

所谓“帕拉迪乌姆主义”，并非单纯崇尚富豪，而是理想化那些“超越常识、追求具体愿景、但不直接追求利益”的企业家和资产阶级。Starship项目正是典型代表。政府创造必要条件，市场识别商机，但最终促成成功的，既非利益动机，也非政府指令，而是个人愿景和慈善精神。

慈善的意义在于填补市场和政府忽视的领域。市场不愿为公共品提供资金，政府也不为“社会共识未形成”或“受益者不局限于一国”的项目提供资金。富裕个人的慈善，成为弥补这一空白的重要力量，维持社会整体的权力平衡，成为第三极。

但慈善也可能堕落。近年来硅谷的例子显示，掌握权力的科技巨头CEO和风险投资家中，有些人放弃了“自由主义精神”，直接推动政府向其偏好倾斜。这实际上是慈善从“制约力量”变为“支配力量”的危险转变。理想的慈善，应作为维护权力平衡的第三股力量，强化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制约。

规模经济带来的权力集中恶性循环

20世纪美国崛起和21世纪中国发展，最大原因之一是“规模经济”。规模庞大、文化趋于同质的国家，企业能轻松扩展到数亿用户，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我们需要规模经济，因为它是推动进步的最有效方式。然而，规模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早期微小差异，随着时间指数级放大。假如我的资源是你的两倍，所取得的进步可能也会超过两倍。到下一年，这一差距会变得更大。长远来看，最强势的主体将掌控一切。

历史上，有两股力量曾对抗这一恶性循环。一是“规模的不经济”。大规模组织在许多方面效率降低，内部利益冲突、沟通成本、地理距离等因素都在削弱其效率。二是“分散效应”。企业或国家间人员流动时，知识和技能被带走。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实现“追赶式增长”，产业间谍和逆向工程使创新成果得以扩散。

但进入21世纪后，几个决定性因素改变了这一平衡。技术的快速进步指数级增强了规模经济的效果，自动化使得少数人即可完成全球任务。最关键的变化，是“专有技术的支配”。过去，产品交付给消费者，必然允许检测和逆向工程。而现在，软件和硬件可以“只开放使用权，保留修改和支配权”。

总之，“思想的扩散”前所未有地扩大，但“支配权的分散”却前所未有地减弱。这正是21世纪最大权力集中风险的根源。

技术分散：对抗权力集中的战略

核心困境很明确：在实现快速进步和繁荣文明的同时，如何避免极端的权力集中？答案也很简单：强制推动“更广泛的分散”。

在政府政策层面，已有一些尝试。例如，欧盟强制统一USB-C标准，增加了企业构建专有生态系统的难度。美国禁止“竞业禁止协议”，迫使企业内部的“隐性知识”变得“开源”，让员工带走的知识技能能在社会中产生更大价值。Copyleft许可证（如GPL协议）要求基于开源代码的软件也采用开源形式。

更具创新性的策略还包括：政府根据产品的“专有化程度”征税，向技术共享的企业提供零税率。“知识产权港税”则根据估值对知识产权征税，促使所有者高效利用。

还有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对抗性互操作性”。即在未获现有产品制造者许可的情况下，开发新产品并实现与现有产品的连接。例如，替代应用商店、第三方兼容部件、独立维修服务。

在Web2时代，许多价值在用户界面层被抽取。因此，开发可与平台互操作的替代界面，用户便能在保持网络连接的同时，规避平台的价值收割机制。Sci-Hub正是这种“强制分散”的典范，为实现科学领域的开放获取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样性合作：分散权力的另一途径

为了增强分散效应，Glen Weyl和Audrey Tang提出了“多样性”理念，即“促进异质性之间的合作”。这意味着让持不同意见和目标的人更好沟通与合作。

这一理念表明，参与大规模集体既能带来效率提升，又能避免“庞大群体变成单一目标导向的主体”的弊端。开源社区、国家联盟等非单一主体组织，可以提升“分散水平”，共享规模经济的利益，同时保持内部多样性。

这种战略思考，表面上类似皮凯蒂的“r > g”理论（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或“用全球富税解决财富集中”的主张，但核心不同。我们关注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无限财富集中之源”——生产手段。

我们应当分散的，不是金钱，而是生产手段。这一策略优越之处在于：第一，能直接应对“极端增长”与“排他性”结合的危险，若执行得当，有望提升整体效率；第二，它不局限于某些特定权力。全球富税或许能防止亿万富翁的权力集中，但无法约束威权政府或其他跨国实体，反而可能让我们更脆弱。

慈善与去中心化：支撑多极世界的基础

“通过全球去中心化战略，强制推动技术分散”是一种更全面、更可持续的应对权力集中的方式。这意味着向各方明确传达：“你们要么与我们共同成长、合理共享核心技术和网络资源，要么完全孤立、被我们排除。”

多极世界面临的理论风险是：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可能出现具备对全人类造成毁灭性伤害能力的主体。世界的协调性越弱，某些主体实施此类破坏的可能性越大。

有人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进一步集中权力”，但这是错误的。相反，多个权力相互制约、多样性得以保持的多极世界，才是长远最稳定、最坚韧的秩序。

慈善的真正意义，不仅是资金的分配，更是支撑这种多极权力结构的重要基础。它弥补市场忽视的领域，制约政府专制，强化市民社会的多样性——这才是真正的慈善意义，也是实现去中心化社会的根本力量。

只有通过去中心化与多样性的结合，我们才能在进步与自由、效率与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新范式的构建，正是21世纪最大挑战，也是最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