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去世前不久，祖父說了一些我覺得有點傻、稍微過時的話。
他宣稱自己不信任銀行，也不想讓他們知道他用 他的 錢做了什麼。我當時嗤之以鼻，認為他是個偏執的老頭！但當然，事實證明我應該向他道歉。
當我們在他家四處走動時，他示意著一面偏白的牆，前面放著一張不太舒服的沙發。這件奇醜的家具已經十多年沒離開它的原位了。
牆上有一個小方形門，推開後露出一個爬行空間。裡面堆著1970年代的包裝、部分被啃壞的桌遊和一些不重要的文件，就像它們能在某天抵禦嚴冬一樣被藏起來。
我祖父用手電筒指向一個藏在我真心希望不是石棉暴露的地方的棕色襯墊信封。我取出信封遞給他，他趁機發表了一段簡短的演說。他為我正在攻讀碩士感到驕傲，也知道這是一筆經濟負擔，所以想幫忙。信封裡裝著一團發霉的現金，用一個幾乎腐爛的橡皮筋固定著。
他的話很有意義，但接下來的智慧卻花了十多年才真正領悟。我問他為什麼把現金藏在牆裡，他解釋說他大部分的存款都藏在房子裡：書裡、衣櫥裡、床墊下面。事實上，他開玩笑說，等他死了，我一定要把房子拆個遍，然後再賣掉。
嗯，他確實去世了，我們也確實檢查了每一個裂縫和空洞，果然找到了他大部分的存款。有些現金太老了，我們擔心銀行甚至可能不會同意用它來兌換現代法定貨幣，儘管通貨膨脹已經讓這些鈔票的購買力大打折扣，這也是兩個我會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談的法幣詐騙。
我的祖父在戰時倫敦貧困中長大，這使得他對貨幣的謹慎已深植於基因中；錢很稀缺。不過，他的哲學是合理的，這些年來一直在我心中回響。
我祖父母那一代的人非常重視隱私，當時這還是基本人權。我知道，這多麼古雅。
1950年，一位名叫哈里·威爾科克的駕駛人在倫敦被攔下，警察要求他出示身份證，這是二戰爆發時引入的一個不幸規定。
哈里拒絕出示證件，被逮捕。根據負責後續法律鬥爭的首席法官的說法，身份證現在被用於超出其原本範圍的用途。因此，它們被廢止了。
在1950年代，隱私是大多數人的基本底線，這導致人們對監控之類的事物產生懷疑，儘管當時監控並不普遍。僅僅70年前，監控是罕見的、勞動密集且昂貴的，通常是有人親自跟蹤你，也許還穿著風衣。
談話、現金支付和公共交通都不會留下永久記錄。任何記錄主要是紙本，而且重要的是，它們是孤立的。你很難交叉比對這些記錄；這就是律師所說的“實用的模糊”。
如今，我們的數據被大量收集、販售和交叉比對，因為監控已成為新的基線。
我的祖父會厭惡現代的做法。他無意中是個密碼朋克，這些價值觀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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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資料來源：_Cointelegraph
最近出現的隱私議題可以歸因於多種原因，但它感覺像是一場絕望且不可避免的最後抵抗。
社會變得如此壓抑，以至於用於保護隱私的工具被妖魔化。Vitalik Buterin曾用混合器捐款，卻受到批評，暗示他行為可疑。Buterin則用一句簡單卻經典的話回應：“隱私是正常的。”
有人認為，對隱私的渴望必然代表你有不可告人的事，但比特幣政策英國（Bitcoin Policy UK）CEO Susie Violet Ward曾回應：“你家裡不是也有窗簾嗎？”
Eric Hughes在1993年的《密碼朋克宣言》中寫道：“在電子時代，隱私對於一個開放社會是必要的。隱私不是秘密。私人事是你不想讓全世界知道的事，但秘密事是你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事。隱私是選擇性向世界揭露自己的力量。”
自主權跟隨著隱私的下滑而逐漸喪失。對自己身份、數據甚至財產的控制，一年比一年少。我們幾乎要以“證件，請出示”這樣的方式，向大多數我們希望互動的中心化權威提供身分證明。
在數據方面，通過廣泛的法律鬥爭，我們獲得了一絲控制權——“被遺忘權”，但這仍然需要每個人手動向各個持有人請求刪除數據。
同樣地，在財產方面，隨著從汽車到手機的製造商提高門檻，“修復權”變得必要。
這些問題並非不法之徒的專利，我們也不必低聲細語。隱私已成為常態，就像對我們生活多個層面的自主權，以及擁有一個公平、務實去中心化的遊戲場的權利。
這也是為什麼Cointelegraph將推出一個專門討論這些基本人權侵蝕的節目，邀請真正的專家、願景者以及打造自由與私密未來工具的人士。這是一個為相信公民自由的數字異議分子而設的節目。
因為密碼朋克的價值觀正在消逝。
但它們 尚未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