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美国的加密货币监管一度严重支离破碎。不仅联邦监管机构未能协作——它们在一场争夺“地盘”的斗争中彼此公然唱反调、相互施压，以控制我们这个新兴产业。
但来自监管机构的近期信号显示，局面正在发生变化。
本月早些时候，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CFTC（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了《谅解备忘录》，以纠正过去的失误并加强协调，从而实现更大的监管清晰度。更重要的是，上周这两个机构还发布了联合指导意见，说明证券与商品法律如何适用于加密资产。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进展，也是将加密创新重新引回本土的一步有益的举措。尽管如此，仍有其他关键领域，由于监管机构之间的分歧而为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制造了不必要的不确定性。首当其冲的就是围绕金融隐私的规则。
美国并没有单一的隐私监管机构。相反，金融隐私会受到财政部、司法部（DOJ）以及SEC等机构的行动影响。举几个例子而已。而当这些机构意见分歧时，不确定性就随之而来。
财政部2019年关于非托管加密服务的指导意见，后来被司法部对隐私软件Tornado Cash的创造者所采取的执法行动所直接否定。仅在不久之前，司法部才缓和了其立场，而财政部则通过发起征求意见的请求重新打开对话。随后一份财政部报告指出，像混币器（mixers）这类保护隐私的技术可能具有潜在的有价值且合法的用途；与此同时，它也提出了可能撤回自身2019年指导意见的可能性。另一些方面，近来多位SEC委员也质疑，强制的数据采集体制是否已过了其“保质期”。
这就是相当多的来回反复，而且可能对软件开发者以及任何希望出于个人或财务原因获得隐私的人产生重大影响。但尽管风险很高，政府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审视其实早就该开始了。多年来，我们已经把源自1970年《银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 of 1970）的海量数据采集正常化了。逻辑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如果你没什么可藏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那种覆盖面极广的金融监视体制，已演变成与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不相符的“政府全景监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被要求监视客户，并在最为轻微的怀疑基础上就把数据交给政府。在数十年过度执法与处罚之后，许多机构已经学会在“过度披露”的方向上宁可多做一些。
美国和加拿大的金融机构每年在合规方面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代价是这种监视所造成的隐私“无谓损失”——由于参与者被迫在“什么都暴露”或“完全不参与”之间作出错误的二选一，导致原本不会发生的经济与社会活动。
这种效应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都能看见。消费者和商户继续支付高额费用来使用信用卡，尽管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本可以以更低得多的成本完成同样的功能。金融机构依赖为几十年前设计的清算基础设施，而这些系统带来的全部成本、延误和错误，都源自互联网出现之前那种需要手工处理的、石器时代般的日子。
这些过时的系统之所以仍在延续，是因为我们尚未为数字时代建立金融隐私框架。当一个系统要求完全暴露时，理性的参与者就会选择退出。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和市场做市商不会把业务迁移到一个系统中，在那里专有策略、客户持仓或投资组合构建会被向所有人公开。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拥有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技术。现代密码学，例如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s），允许参与者在不披露底层数据的情况下证明合规性、偿付能力或资格。正因这些突破，我们就能够在完全公开的区块链上开展真正的全隐私交易。
如果我们能把它应用到证券与商品法律上，我们同样也能把它应用到金融隐私上。我们现有的许多法律已经承认，金融隐私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公民自由，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经济优良品。软件开发者和市场参与者不需要漏洞；他们需要知道法律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因为如果过去几年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么答案是：市场不会只在规则出错时失败。市场同样会在不确定性使参与者根本不愿入场时而失败。
